“政法老将”当上了人民调解员

株洲市司法局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矛盾纠纷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68岁的邓自耕曾是一名在司法局从事调解工作20多年的老司法所长，65岁的邱玉祥一辈子在公安系统工作，64岁的邹声主是一名在法院工作36年的4级老法官……退休以后是含饴弄孙，还是云游四方？株洲市政法系统50余名退休老干部却共同做了另一个选择，成立株洲市首家司法社工团体——博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继续发挥余热，投身到人民调解事业，用自己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促成了一个个案结事了。

“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功能明显，对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近日，博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刘克平对《法制周报》记者表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运行，行业和阶层分化越来越细，利益格局多元化逐渐呈现。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加和激化，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而社会组织来源于群众，发展于基层，有利于社会各主体间建立互信、互利、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

“老政法”投身矛盾调解事业

初冬的株洲寒风瑟瑟。邓自耕像往常一样，坐上公交车前往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值班。

邓自耕在司法局从事调解工作20多年，在天元区张家园、佳美等社区，都有像他这样拥有丰富矛盾调解工作经验的政法退休老干部不定时值班。在那里，他们要就与居民息息相关劳动争议、家庭矛盾、房屋拆迁、债务等案件纠纷，提供全天候免费法律咨询。

他们退休后的再相聚，缘于2017年6月成立的株洲市博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邓自耕（左一）调解某国企改制纠纷。

谈到为何要成立矛盾调解社会组织，11月22日，同样从市司法局退休的刘克平在《法制周报》记者面前打开了话匣子。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升级，人民群众法治意识提升,各类矛盾纠纷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而调解矛盾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更需要丰富的一线经验。”刘克平说，市司法局副局长夏剑也提出成立社会组织，专业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政法系统退休干部政治立场坚定，政法工作经验丰富，是一笔巨大财富。“如果把他们都组织起来，既能为社会再作贡献，又能提供一个专业平台让他们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

这一想法当即就得到了包括邓自耕在内的数名政法系统退休干部的支持。说干就干，他们第一站就来到社情最为复杂的荷塘区泸淞服装市场。包括数年历史遗留问题在内，他们调处了30余件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0%。

随着这个特殊团队事迹越传越广，如今，越来越多的政法退休老干部主动加入到队伍中来。截至目前，该团队已有50多名该市政法系统退休老干部，仅法院系统就占10多人。

践行“调解优先”的现代法治理念

去年12月，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本就负债累累，不承想又遭遇丧失独子沉重打击，邵阳市罗某的“天塌了”。

12月22日上午11时许，罗某28岁的独子在株洲市陈某服装厂员工宿舍死亡。儿子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在陈某处打工已近3年，但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罗某缴纳社保。

事发后，罗某带着20多个亲戚，连夜从邵阳赶到株洲，要求陈某给个说法。派出所先后几次出警处理，但均不能平息事态，遂将情况反映至辖区办事处。

陈某的服装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自身也是残疾人，家里还有个8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再加上他认为罗某儿子是意外死亡，他坚持赔付的数额与罗某相差悬殊。因害怕罗某家属威胁生命，他躲起来不愿再与家属沟通。

“这件事难就难在双方的情况都非常特殊，但死者为大，企业主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12月26日，在邹声主、刘克平等人多番工作下，双方终于再一次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

这场调解，从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11点。调解员们从罗某儿子系家庭独生子，为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陈某又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罗某是受损方，陈某要负主要责任的角度，向陈某释理说法，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刘克平认为，若非企业用工方面存在问题，而是职工自身原因造成身亡，不能按照工伤的规定来要求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有些企业在碰到类似事件后，能从人道主义出发给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采取拖、瞒、跑等做法，极大伤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在此次纠纷调解中，最大限度的从双方有利的角度考虑，坚持调解优先的现代法治精神，依法、及时、就地促使双方达成并履行了协议，体现了人民调解不拘形势、灵活便捷、便民利民的特点和优势”。

另辟蹊径29年矛盾终解开

打官司有多难？诉讼成本到底有多高？邹声主给《法制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诉讼费、律师费大部分按诉讼标的支付，交通、住宿等其他各类费用未计。而这，只是打官司的费用成本，时间成本也不容忽视。“有时候一件简单的矛盾纠纷，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可能会用上几年时间，对于各方都是消耗，让人心力交瘁。但如果采用调解方式来面对矛盾问题，可能半天时间就解决了，还不需要任何费用”。

其实，每调处成功一起案例，涵盖交通、餐费补在内，邹声主能获得的各类补助不超过150元，大部分的午餐只能自己就地吃快餐。

但邹声主乐在其中。他在法院系统工作36年，经历过刑庭、民庭等各类岗位，对于矛盾纠纷调解经验丰富，更能理解当事人的难处。“化解民间矛盾，减少百姓诉累，用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继续为社会服务”也成了他退休以后投身人民调解事业的唯一目的。

从威严的高级法官，到和蔼可亲的人民调解员，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庭前调解不成功，法院可以直接宣判。现在调解则是追着当事双方打电话，甚至遭遇语言难听的情况，无法强制。”

龙某是上世纪70年代某电力局聘请的农电工，1991年电力局对农电工进行清退时，发现龙某私自把收缴的电费截留，遂以贪污挪用公款为由对龙某予以清退。龙某不服，称电力局两年未向其发放工资，自己将这笔钱是作为工资留下的。

双方互不认可，一场持续29年的“马拉松纠纷”就此展开。2018年11月，刘克平与邹声主，以及另外1名退休法官和1名退休司法所长组成攻坚调解小组，誓要化解这场数十年的矛盾。

案发时间长、当事人诉求高，经验丰富的攻坚调解小组深知要打开龙某心结不容易。他们并没有采取常规矛盾调解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建立了初步信任后，攻坚调解小组时不时买上菜，直接提到龙某家去做饭。

一来二去，彼此间渐渐熟络起来。3个月后，龙某见攻坚调解小组一直不提调解之事，有些憋不住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调解小组大喜，因势利导就龙某提出想法一一进行分析解答，龙某态度大有松动。

攻坚调解小组见状，当即再安排3名退休法官、2名退休人民调解员参与进来，并组织相关部门联合调解。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年9月，龙某终于与电力局达成和解。“这么多法官、老同志跟我讲道理，我相信他们！”龙某如是说。

打造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组织是以社会公益和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相对于政府的行政管理，社会组织更易于接受基层群众诉求的表达，还能将政府从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转移出来，让专业的队伍做专业的社会事务。

近年来，株洲市司法局积极扶持有需求的社会组织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在商会协会建立调解组织7个，对调委会实行“四有六统一”，统一制作格式文书发放到各调委会，帮助矛盾纠纷调解开展工作。其中，温州商会调委会已成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此外，每年组织力量对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利用“以奖代补”制度，对商、协会调解案例进行补贴。

下一步，该市还将推动政府出台建立社会组织的发展扶持机制，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及企业、行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把社会组织打造成政府和群众间亲密联系的桥梁，帮助社会组织加强自我管理和创新，通过科学高效管理出效益，提高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打造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责编：杨天朗

来源：法制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