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张清晨 彭霏莹 符文富)我是符文富,曾在乡镇工作多年,如今是古丈县人民法院的一名人民陪审员。接过任命书那天,我没想过,田埂上走了半辈子的那双脚,会一步步走进庄严的法庭。后来有人叫我“无袍法官”,我听着心里发热,也提醒自己:没穿法袍,肩上的分量一点不轻。我更没想过,乡里乡亲那些“天灾还是人为”的老纠纷,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面前。
第一次让我心里一沉的,是一起恢复原状纠纷。原、被告是同组村民,两块田地上下毗邻,被告灌溉取水的位置就在原告田坎下方。原告认定自家田坎外侧垮塌是被告开挖水沟所致,要求恢复原状;被告却觉得自己冤枉——田坎是暴雨冲刷自然垮塌的,他只是在垮塌形成的土体上开了条沟取水,凭什么担责?
案件受理后,我和承办法官一起下到现场。水沟、田坎、垮塌痕迹,我们一处处看。我蹲下来看垮塌的土体,先辨新旧:滑落的土色发暗、草根外露,是雨水泡透后整片坐下去的,不像新近开挖翻动的样子;再看沟的走向,被告开沟是顺着垮塌面走的,为的是把水引进自家田,不是冲着原告田坎去的。这些是卷宗照片里看不出的东西。水利设施沿革、往年降水情况,我们向村组干部一条条核实,我问的多是案卷里不会写的事:这块田往年谁家放水、老水沟原来怎么走、暴雨那几天坡上水往哪边淌。从现场地形和现状痕迹看,田坎垮塌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可能性较大。这跟一般人为损毁农田的案子不一样:起因是雨水滑坡造成田坎失稳,之后被告为保自家稻田灌溉,才在垮塌区域开了新沟。我把现场看到的情况和核实到的信息如实带到合议中,供法官参考。
事实脉络清楚后,我主动配合法官做调解。在乡镇干过的人都明白,这类涉农纠纷不能简单做非黑即白的责任判定。我一方面向原告反馈现场看到的情况,说明田坎垮塌大概率是自然原因,同时理解他田地耕作受影响的难处;另一方面也向被告讲明,即便垮塌源于自然,在垮塌区域开挖沟渠改变了地块现状,对原告后续耕种可能有影响,邻里相处得兼顾对方的生产权益。道理讲完,我也没端着,就说“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田挨着田,水连着水”。几轮沟通下来,对立情绪缓和了,双方达成和解,原告撤回起诉。

那一刻我明白了,人民陪审员的“陪”,不是陪衬。法官强在法律适用、证据规则,我们熟在乡土经验、情理感知,两边合起来,裁判才既合法又通人情。我们带进法庭的,是法官案头卷宗里没有的那一层东西——一个在乡土里走了半辈子的人,对“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为”的本能判断。
后来我常想起以前在乡镇处理矛盾的日子。那时候常常要掰扯清楚是天灾还是人祸,如今成了陪审员,我更体会到:审理乡村案件,查清客观成因是前提。很多田间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对错选择题,自然因素、历史水利设施、村民生产刚需交织在一起,案情就变得复杂。我们长期扎根乡土,看得懂田间现状、听得懂群众诉求,能辅助法官把乡土细节梳理清楚。
也有让我心里发暖的时候。案子办完,当事人见面还能点个头、打个招呼,不光是结案了事。对基层邻里纠纷而言,让当事人听懂事实、理解法理情理,自愿握手言和,远比一纸判决更利于长久和睦。司法以事实为依据,既要尊重客观成因、不片面归责,也要引导各方恪守诚信、妥善处理相邻关系。我们陪审员的一句话、一次实地勘验,有时候真能把一场剑拔弩张的纷争,化回田埂上一句“都是乡里乡亲”。

(人民陪审员符文富(右三)参与巡回审理恢复原状纠纷案件)
后来我看到报告里的数字,才意识到自己这点田间经验,其实是三十多万名陪审员的共同底色。2026年11月3日,张军院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里说,人民陪审员法施行以来,全国34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结了1550万件案件,基层干部、农民、社区工作者及灵活就业人员占比超过一半;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分别比未参审案件低2.19和1.24个百分点。张军院长在报告里提出,要“促推常识常情常理深度融入司法审判”。这句话落到我身上,就是下一次下现场时,该看的地方别漏掉,该开口的时候别闷着。
我是乡镇干部出身,也是“无袍法官”。田埂上我守的是乡邻的和睦,审判席上我守的是人心里那杆秤。下一次下现场,脚还得踩进泥里,眼还得看得细些,耳朵还得把乡亲的话听全——田埂上的事、审判席上的事,说到底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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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法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