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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伟明 :当法官更需要良心
更新于:2016-08-29 19:51:29 来源:法制周报
   从乡村教师成长为审判业务专家    巧妙处理企业劳动争议纠纷
 
  
  工作中的潘伟明  本报记者郭薇灿、何金燕/摄
  
  法制周报记者  何金燕  郭薇灿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潘伟明常用曾国藩的这句名言鞭策自己。
  
  1995年,潘伟明以优异成绩考入武冈市人民法院,正式告别黑板粉笔,成为一名法律职业人。他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历经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办公室主任、庭长,直至成为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自2005年3月起,他先后担任民事一庭庭长、刑事庭庭长,主审民事案件400余件,刑事案件300余件,参与审理民事、刑事案件1000余件,案件质量合格率100%。无一件重大改判、发回重审案件。
  
  “这是他勤奋敬业、长期努力学习钻研的结果。”熟知潘伟明的法律界人士如此评价。
  
  乡村教师的法律梦
  
  “多看书、勤思考、善总结,知识改变命运。”褪去法官制服,潘伟明说他骨子里依然流淌着乡村教师的血液。
  
  1989年,高中毕业后,潘伟明在武冈当上了乡村教师。
  
  “当老师期间,我对法律很感兴趣,觉得法律和社会契合,便开始自学。”潘伟明说,教师是一项良心活,教书育人全凭一颗良心,“当法官后我才发觉,这个职业更需要良心。”
  
  “我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知不足、不畏惧,唯有付出更多努力。”课余时间,潘伟明都在看书学习,为实现“法官梦”积攒力量,“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每天给自己制定学习任务,不达目标全年无休。”
  
  1990年至1993年,潘伟明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法律,并取得专科文凭。1994年,他参加全国法院检察院招考,以武冈市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冈法院,担任书记员。
  
  1996年起,潘伟明开始从事审判工作,先后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其间,他又通过自考,获得法律本科文凭。2005年,又获得湘潭大学在职研究生法学硕士学位。
  
  在潘伟明看来,法律是理性、阳光的,他打从心眼里尊崇法官职业,“法官是社会关系的‘平衡器’。我喜欢这个职业,也敬重这份工作。”
  
  熟悉潘伟明的同事都评价潘伟明工作能力强、反应快,“精力过人,经常加班加点。”好几名与他一起共过事的年轻干警都感叹,“和他在一起工作很吃力,难以跟上他的节奏。”
  
  社会纠纷的裁判者、处理者
  
  从事审判工作十多年,潘伟明审理过很多大案要案和棘手的硬骨头案。处理结果都非常圆满,社会反应良好。
  
  武冈法院副院长邓月云介绍,潘伟明所办案件中,社会效果最好的是他调处的武冈市蜂窝煤机厂60多名除名、离厂职工与该厂的劳动争议纠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处理结果都表示非常满意。
  
  回忆起10年前处理的这批案件,潘伟明脸上仍然会露出欣慰的微笑。
  
  武冈市蜂窝煤机厂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拥有数百名职工的集体企业。由于诸多原因,该厂于2002年停产。2006年,武冈市委市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该厂进行改制。60多名除名、离厂人员的补偿安置问题非常棘手。因此,一些员工抱团上访,长期纠缠有关领导。对此,武冈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法院介入处理。
  
  武冈法院党组研究决定,安排潘伟明负责处理这一老大难问题。当时,很多人劝潘伟明不要碰这个“烫手山芋”,他却立即开展相关工作,了解情况,与60余名当事人集体谈话。不料,初次见面,有职工甚至骂娘,效果很不理想。
  
  “我当时处于纠纷的旋涡中心。每过一两天,他们就三五成群到办公室来找我,要求尽快处理此事。下班后、甚至半夜都有人打电话来质问我。”潘伟明说。
  
  一个月内,潘伟明组织调解十余次,案件仍未有丝毫进展。但他没有气绥,继续寻找突破点。通过多次接触,他发现,这60余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乱中图利”型,企图通过纠缠闹事,获取高额补偿;二是“观望等待”型,不想闹事,又担心目标太低会吃亏,等待其他人的处理结果;三是“通情达理”型,承认现状事实,只希望按政策法律规定给予合理补偿,但由于受到一些人的裹挟,不便公开表态。
  
  潘伟明决定,暂时搁置第一、二类对象,重点做好第三类人的思想工作。通过反复交谈,讲解法律政策、陈述利害关系,终于做通了10余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与厂方达成调解协议。
  
  潘伟明趁胜追击,迅速对第二类对象开展工作。很快,又促成20多人与厂方达成调解协议。最终,这批人的补偿问题全部妥善解决。
  
  当时和潘伟明一起参与调解的民一庭副庭长李迪雄提起此事,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在办案中,他总是能深入群众找到问题症结,并用法律引导群众,根据不同人的诉求特点解决问题。”
  
  潘伟明深深体会到,世上没有解不开的死结,没有平息不了的纠纷,“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裁判者、处理者,要有抽丝剥茧的耐心和韧性,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不懈探索的思想者
  
  潘伟明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要琢磨琢磨,弄清来龙去脉,分析是非利弊。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进行理论研究。
  
  2009年,潘伟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现,被告人在法院判决前交纳罚金,法院在量刑时一般会适当减轻其自由刑。然而,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这一做法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是以罚代刑、权钱交易。为此,潘伟明撰写了《交纳罚金减轻主刑的法理思辩——论以罚抵刑的正当性及合理限制》一文。分析了罚金刑严重空判的现状、法院在审判中对交纳罚金减轻主刑的实际做法,对交纳罚金减轻主刑的批评进行了反驳,论证了以罚抵刑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就如何合理限制交纳罚金减轻主刑的范围和幅度提出了构想。此文荣获全国法院系统第21届学术讨论会论文二等奖。
  
  2010年,潘伟明在审判中体会到,在较长时间内,由于冤案频发,法律理论界以及社会舆论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非法证据颇多指责,排除刑事非法证据的呼声不断高涨。他认为,必须增强全社会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相关规定和采取其他配合措施,来保障和促进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利实施。他据此写下论文《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与出路——以两高三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视角》。该文荣获全国法院系统第22届学术论文二等奖。2011年1月21日,在福州召开的全国法院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上,潘伟明应邀在会上发言阐述了论文观点,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赞扬。
  
  2014年,潘伟明在工作中发现,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措施,行政机关发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命令,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执行。一些地方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于法无据。
  
  潘伟明从法律属性方面分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行为既不是行政强制措施,也不是行政处罚,而是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具有可诉性。
  
  “为遏制日益增多的土地、环境等行政领域的违法行为,创设非诉行政先予执行制度十分必要。”潘伟明认为,在执行过程中,应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并赋予其执行异议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注意加强审查,慎用强制措施,防止非诉行政先予执行的滥用。
  
  2014年9月,潘伟明撰写了论文《论非诉行政先予执行制度之构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执行的路径选择》。该文在中国法学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主题论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此外,潘伟明多次执笔完成湖南省高院重点调研课题,有多篇文章在湖南省高院理论研讨会上获奖。
  
  和女儿一起参加司考
  
  工作之余,潘伟明最大的兴趣爱好是看书和练习书法。他的办公室靠窗书桌上摆满了笔墨纸砚,他说:“看书写字,能静心。社会太浮躁,只有心静,才能理智地深入思考各种问题”。
  
  潘伟明时常在家中和女儿分享工作中遇到的法律案例。未曾料及,学音乐专业的女儿竟对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跨专业学习法律。
  
  2015年9月,潘伟明与女儿在同一考室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他一举通过,女儿没有通过。
  
  “司考之路,女儿完全是从零开始。没有通过很正常。她准备今年再考,我会一直支持她。”潘伟明说,无论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做事,他都会尽心尽力,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热爱学习,并且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书柜,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除了法律专业方面的书籍外,还有各种人物传记,出差也常带着书。”民二庭审判员王业太这样评价潘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