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连发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于“的哥”群体。

　　此前，他们高额的“份儿钱”，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以及社保的缺失，曾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曾刊发封面报道《利益集团操控京城出租车业》，揭示其中的利益黑幕。

　　为争取权益，司机们曾试图组建驾驶员行业工会，成立“人民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而在此次罢运中的一些组织形式，也表达了他们“自治”的冲动。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这是落实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的积极动向，值得关注。”有关专家表示，“同时还需改革当前的管制政策和行业结构，放开出租车业内的企业形态竞争。

　　“劳工神圣”——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坚信并为之奋斗的理念，仍有现实意义。

　　三亚出租车罢运背后

　　在海南三亚的6家大型出租车公司里，只有一家建立了工会；这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都是由上述公司的负责人担任，日常的经费开销也仰仗着公司。当出租车司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只能“罢运”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刘炎迅 （发自海南三亚）

　　“罢工了，所有出租车都不能上路”；“再开就砸车”！

　　2008年11月10日开始，海南三亚市数百名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试图找回被侵犯的权益。

　　两难的合同

　　10日上午9点，三亚市政府门前。几百辆出租车云集于此，司机们三五成群，有的抽烟，有的骂娘，更多的一言不发，手里拿着一沓材料。

　　在三亚市的一些重要路口，一些愤怒的出租车司机三五人一组，设置了检查点，阻拦仍在运营的出租车。包括通向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亚龙湾的路口，都有司机设岗。

　　“要干一起干，心不齐怎么行？”一位参与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事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此次罢工的直接诱因仍是承包金问题。在三亚，每辆出租车每月要背着5226元～7490元不等的承包金；同期，北京出租车是5148元/月，海口市为5200元/月。

　　2008年2月28日，三亚市政府决定：从2008年1月1日起，该市全程、联弘、道路、通宝、中益、天行6大出租车公司单车月承包金统一调整为旺季（当年10月至次年3月）5800元，淡季（当年4月至9月）4800元，月平均为5300元，且已含车辆保险及各项代缴费用。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策刚开始生效的前一两个月，大部分公司都降了承包租金。但2家公司以“降租后的新合同样本没有出台”为理由，一直没有按照决议降租。

　　因为降租后的新合同样本迟迟没有出台，因此，所有司机都没签订2008年的承包合同。

　　2008年11月初， 6家公司“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新合同样本，其中租金是按照市政府降租后的决议执行的。但附加条件让司机无法忍受——其中矛盾最集中的一条就是将原来5年的承包期，改为1年。

　　出租车司机江成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按照新合同版本——每年1签，再过一个多月，今年的合同就满了。届时，他们这些司机们又要到公司送“礼金”来争取明年的合同，不然就面临失业。而如果司机不同意签订新合同，就要按照之前没有调整租金的老合同执行。

　　出租车公司还给司机们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在5天之内做出决定，要么签新合同，要么签老合同，不然就按弃约处理。”

　　“我可是交了好处费的啊！”还剩下3年多承包期的张振明说。他交了12万元押金，还向公司交了好处费7。5万元，业内俗称“户钱”——这钱没有发票，去向是个谜。

　　行业协会：6名公司老总担任常务理事

　　“没人来为我们出头。”联弘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马越说，“听说工会可以帮助职工维护权益，但我们没有。”

　　天行公司总经理郑培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4月29日，他们公司召开了首届工会成立大会，公司355名员工的80名代表选举产生了工会第一届委员会领导机构。这“不仅填补三亚市出租车行业建会工作的空白，也是市交通系统基层企业成立的第一家工会组织。”当地媒体曾如此评论。

　　天行公司是此前少数几家主动下调承包金的公司之一，“这背后多少有工会协调的力量。”一位司机说。当工会和天行公司的老总反映这个情况时，他比较及时地作出了决定。

　　而对于那些没有工会的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出租车行业协会成为另一个可能提供帮助的中间结构。

　　但从2008年初开始，前来行会反映问题的司机发现，他们得到的答复都是“我们会找相关部门沟通和协调”。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我们只是个民间团体，没有什么权力，也很无奈。”该协会秘书长黄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协会成立于1994年，初衷是做好桥梁纽带作用，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会员并非各个司机个人，而是以公司的名义。“只要会员公司有什么诉求，我们会代为上陈。”

　　更多的司机则分散着直接去找相关部门投诉和上访。

　　到11月初，该行业协会终于综合不断来访的司机的诉求，草拟了一份报告，上交给交通局等相关部门。

　　11月6日，交通局在接到行业协会的那份报告后，结合不断来访的零星个案，决定在明日酒店召开座谈会，参与此次会议的有交通局官员、公安局和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每个公司选出的1名司机代表。

　　当天下午，在交通局的5楼再次召开协调会，每个公司的正副队长参与。“我们也参与了。”黄波说。

　　但这个被司机们寄予希望的会议开到第4天，依旧没有任何结果。而公司留给司机们的最后通牒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我们不相信了。”司机马越说。这是当时的哥们的一个普遍心理。

　　行动开始了，主要是有一部分最愤怒的人，开始罢运。

　　司机江成礼坚持认为，一直不管事的行业协会此时突然出面，其实就是帮着公司来拖延司机，“这个行业协会说到底是为老板们说话的”。

　　该协会的常务理事都是由6家公司的老总担任，日常的经费开销也仰仗着公司。秘书长黄波坦言：“日常工作只有4个人，一个主席（曾经的交通局官员担任），一个秘书长，一个财务员，还有一个工作人员。想管太多的事情几乎力不从心。”

　　没有工会，行业协会又实际不作为，司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