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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张不断回应时代要求的法治名片

日期: 2019-09-09
来源: 法制周报


法制周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罗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40周年。从一部出台时不过192个条文的刑法典,到如今增加到452条;从取消“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俗称的“口袋罪”,到废除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等22个罪名的死刑。《刑法》为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经过10次不断修正,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符合中国社会治理需要的刑法制度。

近日,记者采访了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孙昌军、湖南工商大学廉政法治研究所所长贺志军等专家学者,请他们就刑法立法、发展等进行了阐述。

刑法 :一张不断回应时代要求的法治名片

30年孕育诞生

1950年,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开始了。1954年9月,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刑法专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先后修改达30多稿的《刑法》并未在当时颁布,直到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没有一部通行的刑法典。其间,我国又制定了若干单行的刑事法规,如《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

“正是这些单行刑事法规为后续的刑法起草奠定了基础。”孙昌军介绍,在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立法机关又先后通过了20多个单行刑法以及众多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

1979年2月,青海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故意杀人案,嫌疑人杨小民经西宁城中区法院和西宁中院审判,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青海省高院复核时改判死缓。

为纠正错案,中央接连派出调查组和工作组到青海调查此案。历时5年,杨小民于1985年7月被执行枪决。青海观若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生文说,该案的改判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精神。“该案案发时,《刑事诉讼法》还没有正式施行,这类案件都是通过行政处理。”杨生文表示,该案之后的纠错过程是依据《刑事诉讼法》重新审理,最终通过司法程序纠错,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确立中有着巨大意义。


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为1997年刑法,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完备、最系统、最具有时代气息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刑法典。“主要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法平等适用三大基本原则。”孙昌军介绍,1997年刑法施行后,立法机关1998年颁布1个单行刑法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截至今年7月,已对1997年刑法先后通过了10个‘刑法修正案’”。

“刑法修正案模式成为刑法立法技术的稳定模式,且从单纯分则修改发展到总则分则一并修改。”孙昌军表示,10次刑法修正主要增设、修改了罪名和罪状,或罪名未变但修改了罪状,以及调整了某些犯罪的法定刑等。“刑事政策、刑法理念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与国际社会接轨,反映出刑法修正的及时性、广泛性及国际化。”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1997年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它限制了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行为,主要内容包括禁止习惯法、禁止事后法、禁止类推、刑罚规范需明确等。

“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1979年刑法保留了类推定罪的规定。”贺志军表示,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正式废止了适用类推这一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做法,彰显了惩罚犯罪过程中的人权保障理念。”贺志军举例说,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俗称的“口袋罪”因缺乏明确性,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被分解成数个个罪以实现刑法法规的明确性。

因为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文章,39岁广东男子谭秦东被指涉嫌损害鸿茅药酒商誉,遭内蒙古凉城县公安局跨省拘留、逮捕100多天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4月,谭秦东被取保候审。

“鸿茅药酒商誉受损案”备受社会广泛关注,业内专家学者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所谓跨省抓捕并不是问题实质,本案的关键是抓捕是否有法律依据,被抓捕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他们认为,涉案文章并未捏造事实,警方以损害商誉罪对当事人谭秦东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对谭秦东采取取保候审已经足够,检方却批准逮捕,违反了比例原则。


死罪罪名从68个减至46个

刑法的基本规范单位是一个个的罪刑规范,主要以条文形式体现。1979年刑法只有192条,数量偏少。1997年刑法条文达到452条,犯罪圈越来越严密。

“经过10次修正案后,条文规模发展到今天实质上的490余条。罪名已从最初的412个发展到今天的469个,增加了近60个罪名,可以说犯罪化是主流趋势。”孙昌军说。

孙昌军表示,10次修正所涉罪名广泛,一是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为主体,刑法分则第三章8节除侵犯知识产权罪未见修改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均有大量条文被修改,有的甚至反复修改。

二是兼及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如《刑法修正案(八) 》增设危险驾驶罪及之后《刑法修正案(九) 》的再次扩容,对我国机动车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贪污贿赂罪两类罪的修正上也呈现出增长趋势。如《刑法修正案(七) 》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犯罪圈的设定上,也具有“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特色,其中“司法定量”决定了司法解释等具有至关重要的实践意义。我国“两高”颁布了数百个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规范的理解与司法适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以来实行的指导性案例制度也对刑法适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刑法颁行以来,刑罚种类维持着“5+3+1”的组合格局。即死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及仅适用于外国人的驱逐出境。

刑罚轻罪要求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从历次刑法修正看,既有加重法定刑的修正,也有减轻法定刑的修正,但总体上是刑罚趋向轻缓人道,最典型体现是死刑罪名从68个削减至46个。”孙昌军表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盗窃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取消了伪造货币罪和集资诈骗罪等9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6.4%。

死刑适用规则上也进行了革新,使过去“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的不合理局面得到很大改观,如对死缓制度进行了数次修改、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时最高可达25年。《刑法修正案(九)》还在《刑法》第44条第4款规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为控制死刑适用,司法机关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使死刑的实际适用日趋严格。


刑法学繁荣力推依法治国

近年来,的哥黄中权案、打工妹邓玉娇案、辱母伤人的于欢案、昆山反杀的于海明案等不少刑事案例在全国受到广泛关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普法作用,成为鲜活的案例教材。

而在实际适用规则中,早已从传统走向不断创新。如社区矫正、禁止令、职业限制等新制度,累犯、坦白、数罪并罚等制度均进行了创新性修正。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优先的法治人才队伍体系来作为保障,刑法法理、刑法法律、刑法法治,无疑是法治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孙昌军说,刑法典为我国刑法学教学与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刑法学在培养法治人才、促进落实刑事法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不可低估、不同凡响的作用。

国际社会通过刑法和刑法学这个最基础、最具含金量的通道来有效地观察和了解我国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事业的进步。在这一意义上,刑法典和刑法学成为法治事业的一张名片。

“依法治国特别是刑事法治的推进,离不开刑法与刑法学的繁荣。”孙昌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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