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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定的活动有特定的法律秩序

日期: 2019-09-19
来源: 法制周报


嘉宾简介

黄捷,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法学会程序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省“一五”普法至“七五”普法讲师团成员。1982年大学毕业开始从事教育和法律实务,1993年由河南信阳调动来湖南师范大学从事法律专业教育,多年来主要从事程序法理论、诉讼法专业的教学科研活动。

让特定的活动有特定的法律秩序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程序当中,从生老病死到结婚登记,人一生的活动都受到程序的约束。程序是对应特定活动的规则系统,它能让特定的活动有特定的秩序。重要的活动一般需要法律意义的程序,法律程序的规范调整也就可以让该活动形成法律秩序,这是程序法治的意义。”黄捷说。

近日,《法制周报》记者专访了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程序法学会会长黄捷教授,请他畅谈中国程序法治七十周年建设的发展成果。


70年发展 :从虚无到清晰

我国的“程序法治”是一个蕴含在法治中国大概念之中的特定意义的法治理念。

作为中国程序法研究的先锋,黄捷翻阅中国法治历史的篇章,研究程序法治在中国的七十年变化,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历史中,法治经历曲折、磨难。程序法治则经历了从无到有、到模糊,再到初步清晰的一个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最近十年,是程序法治发展的较快时期,是程序法理论由狭义的诉讼法,推演到行政法领域、立法领域,并进一步推演到所有社会领域,形成广义程序法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程序法理论上升为程序法治理念的理论丰富发展过程。

从新中国宣布成立到1954年,是摧毁旧法统、创建新法制时期。当时的法治建设主要以法律制度建设为表现,程序法治没有踪迹。属于有法院而无诉讼法的状况。1950年12月,新中国第一部诉讼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出台,该草案集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于一体,成为我国诉讼法制立法建设的开始。在此时和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诉讼法被当作程序法的狭义代表。

1979年,刑事诉讼法诞生 ;1981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1991年正式颁布;而后行政诉讼法先行后立,填补空白,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通过并正式颁布。在三大诉讼法逐步建设完善的基础上,人们对于程序和程序法的认识也开始了新的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我国法治在程序化意义上开始加速。黄捷强调:“法治化的本质就是程序化”。多年的理论积累和深入,我国有关程序正义和程序法的认识逐渐突破诉讼法的狭隘框架,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中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

除了理论界研究关注之外,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和地方立法也逐步开始偏向于程序性立法和对现有法律法规中程序性问题的完善。除了诉讼法之外,有关行政程序的立法和立法研究突飞猛进,成为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国家赔偿法颁布;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包括后来十年间颁布通过的《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师法》等,都是针对特定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调整的程序性立法。而在各个省市自治区大量的地方立法中,2008年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也是地方程序性立法的典型代表。此外,作为传统程序法的三大诉讼法的修订完善,也不断推进程序法治的进步。

让特定的活动有特定的法律秩序

程序法的作用和意义

程序法是对应实体法。实体法是直接规定社会主体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如民法、婚姻法、刑法等。程序法是有关“活动”的法。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程序当中。从出生到死亡,生活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程序。程序是对应特定社会活动的。就像打扑克的规则对应特定的打牌活动,乒乓球规则对应乒乓球运动,特定的歌谱对应特定的歌曲。程序能够使人们在特定活动中获得秩序,而程序法就是让特定的活动有特定的法律保护下的秩序。”黄捷介绍,“过去人们对程序法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诉讼法的狭义范围之内。随着社会发展,程序法已经突破诉讼法的框架,被泛化理解为所有调整人们特定社会活动的特定法律。他们的存在价值是使法治得以展示给世界以‘鲜活的躯体’和动态的形式,如拍卖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立法法等。”

“我们的活动需要秩序就需要程序,秩序如果需要得到保障,就要法律化,变成法律意义的程序。法律变成一种法律意义的程序就是程序法。”黄捷进一步举例解释,“如我们婚姻缔结需要做婚姻登记,也是程序。因此《婚姻登记条例》也是程序法的范畴。我们办企业,需要工商登记,也是一种特定的活动,也是一种程序。交税、办户口,都涉及程序法。”

“程序法搞得不好,比如程序规则定得太松,规则之间漏洞比较大,就是牛栏关猫;程序法的规则搞得太密,一个小型的活动把规则定了几百条,就会让人无法适应,程序就会变成憋死鹦鹉的笼子。”黄捷比喻,美丽动听的音乐,需要演奏者娴熟正确的表演,亦需要作曲家谱写精美的乐谱,演奏者的演奏表演是特定的活动,乐谱便是演奏和歌唱需要遵循的程序。程序法也有良莠之别。好的程序法可以使得相关的社会活动有序和谐,秩序井然,过程通畅,权利和权力能顺利实现,受阻与扭曲的状态能被顺利救济或矫正。坏的程序法则会导致相关社会活动无序混乱,制造不公平不和谐,法治秩序不能有效形成。

“法治国家最突出的标志一定是程序法治发达,随着法治中国越来越接近目标,必然结果就是程序法治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谨高级。”黄捷认为,法治中国需要优秀的程序法作为法治生活的底色。在现有程序法内容基础上,努力提高执法者和司法者、守法者的素养,是走向法治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法治凸显程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开花。其中程序理念受到高度重视,上述《决定》内容中总共有29处提到了“程序”或“程序化”,强调“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明显有了凸显程序化的特征。三大诉讼法全部再次进行了重大修订,获得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颁行。其他各项立法中亦突出了程序性的内容。程序法治的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人们的程序意识普遍获得提高。黄捷预言 :“可以期待,法治中国如旭日东升,正迎面而来,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民主、法治、富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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